專訪 2019 年普利策獲獎攝影師:人為災難,也門饑荒

專訪 2019 年普利策獲獎攝影師:人為災難,也門饑荒

今年年初,自由攝影師洛倫佐·圖尼奧利為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拍攝的一組描述也門饑荒的圖片故事贏得了 2019 年普利策獎專題攝影獎。

“這組作品將日常生活的平靜美麗和戰爭中毀滅性的殘酷巧妙地交織在一起,用非常有敘事技巧的影像語言講述了也門現在面臨的悲慘危機?!?在獲獎理由中評委這樣寫道。

圖尼奧利回憶這段拍攝經歷時說:“也門正在發生可怕的人道主義危機。由于荷臺達爆發了新一輪的戰爭沖突,當地的狀況越來越糟糕,為了躲避戰爭,數以萬計的也門民眾不得不涌入難民營,由于人數眾多,這些難民營在也門南部地區已遍地都是。

而現實的情況非常糟糕,基本上是我見過最糟糕的人道主義危機:難民營人滿為患,而且缺乏一切該有的基礎設施,缺醫少藥,沒有醫療設備,甚至連醫生都沒有?!?/p>

約翰·卡普蘭對話洛倫佐·圖尼奧利

約翰·卡普蘭:恭喜你今年獲得普利策獎,得獎后你的職業生涯有什么變化嗎?對于一位專注于戰爭、沖突、災難的自由攝影師而言,靠拍照片養活自己是件困難的事兒嗎?

洛倫佐·圖尼奧利:對我來說,得獎后最大的變化就是華盛頓郵報跟我簽了長期合同。

這讓我跟華盛頓郵報的合作在未來有很好的發展空間,而我也有更多的自由專注于自己感興趣的拍攝項目上??梢哉f,我現在的工作環境更加穩定,可以全力以赴在工作和拍攝項目上。

約翰·卡普蘭:那得普利策獎有沒有什么壞處?

洛倫佐·圖尼奧利:自從普利策獎宣布獲獎名單以后,我一直被各種 “邀請” 轟炸——有很多攝影節和攝影展希望我能去參加。

當然這很讓人興奮但我現在幾乎沒時間去拍攝自己的項目了。被高度關注著,這讓人很難集中精力在自己的工作上。

約翰·卡普蘭:你最開始參賽類別是普利策突發新聞攝影獎,但評選中,普利策獎評委會將你的作品移到了專題攝影類別。我自己曾兩度擔任普利策評審團成員,這種將參賽作品轉移參賽類別的情形其實對評委來說也是很意外的,那么你自己知道作品被換了一個類別參評時,是怎么想的?

洛倫佐·圖尼奧利:我當時并不知道我的評獎作品被轉移了類別。這是我第一次入圍普利策獎,而當時的編輯工作,我是和華盛頓郵報的攝影部主任瑪麗安·格倫(MaryAnn Golon)一起合作的。

約翰·卡普蘭:最終你獲獎的照片有多少張?華盛頓郵報曾經獲得過很多次普利策的攝影獎項,他們在編輯參賽作品的時候有沒有給你一些幫助?

洛倫佐·圖尼奧利:和瑪麗安·格倫合作特別好,她編輯了一組 16 張照片的版本,我也是拿這個版本參加普利策獎評比的。

約翰·卡普蘭:你認為攝影師和一位優秀的圖片編輯合作有多重要?

洛倫佐·圖尼奧利:一定要找到那些真正懂攝影,懂什么是好照片的編輯進行合作。我合作過的有朱莉婭·福納里(GuiliaTornari),她是 Contrasto 圖片機構的主管。

我非常信任也很尊敬她,因為她教會我如何去尋找并拍攝到更接近內心的影像?,旣惏病じ駛愂且晃环浅S薪涷灥膱D片編輯,她總是能提供你需要的東西,無論是一個拍攝任務,還是情緒上的支持。

跟她合作,我會覺得她總是支持我的。與這些編輯在交往中,讓我覺得對她們來說,我并不是 “一次性” 的合作伙伴,而這種感受對于一個自由攝影師來說非常重要。

約翰·卡普蘭:很多攝影師做夢都想贏得普利策獎,那么你對那些希望能拍出有意義、讓人過目不忘作品的攝影師,有哪些建議?

洛倫佐·圖尼奧利:在一開始的時候,一定要多拍照片,這對你來說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積累拍攝經驗,另一方面這讓你在與拍攝對象交流時克服羞愧的感覺。

約翰·卡普蘭:你出生于意大利的盧戈(Lugo),但你在過去三年,自己跑去在阿富汗斯坦的喀布爾生活以及現在又搬到了黎巴嫩的貝魯特,為什么你會選擇在這些戰亂的地方生活而不是舒舒服服地呆在家里?

洛倫佐·圖尼奧利:最開始,我搬到了喀布爾,在那里我發現給新聞報紙和雜志工作的機會很多。也有為跨國援助組織工作的機會。

因此哪里有工作機會,我自然就在哪里生活了。而搬到貝魯特的原因是,如果一些報紙或者新聞雜志知道你已經人在貝魯特了,他們就會比較愿意直接給你委派拍攝任務。

因為如果要等他們把自己人送來,既費時又要花很多錢。同樣,我將來也可能到約旦和伊拉克,來獲得拍攝機會。

約翰·卡普蘭:你在全世界各地拍照,尤其是那些在沖突和危險地區拍攝的作品,給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于每次委托拍攝來說,你會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會有什么計劃嗎?

洛倫佐·圖尼奧利:跟當地的記者合作,建立信任關系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要理解,每張好照片其實都是有度的,所以要平衡好你要為拍攝付出多少。

我的阿拉伯語不是很流利,但能聽懂別人的意思,做到基本的日常溝通,他也能幫助我了解周圍發生的情況和微妙的變化。

語言很重要,聽懂別人說話能夠幫助我評估當時的情況。

約翰·卡普蘭:你能說說自己工作時最常用的相機和鏡頭型號嗎?

洛倫佐·圖尼奧利:我用的是索尼微單 TM 相機,它的自動對焦性能真的非常出色。這些相機比傳統的單反相機要輕便很多,體積也小很多。

而且這種相機有電子取景器,這個部件對我來說特別好用。因為如果你對著太陽拍照,從光學取景器里,可能逆著光什么都看不清,但用電子取景器,你能看清畫面中的一切。

我最常使用的鏡頭是 35mm F2.8 鏡頭,其他焦段的鏡頭也經常會用到。35 毫米鏡頭的優勢在于它 “多才多藝”,既能拍攝肖像,也能拍攝環境。

我也會隨身帶著 24-70mm F2.8 鏡頭,如果在拍攝中你沒機會換鏡頭,那么這個涵蓋廣角到中焦的變焦鏡頭會非常實用。

我用的攝影包是 Ona 的,它的設計非常緊湊,但是能放進去兩臺相機,很不錯。這種小包能讓你不受太多人的關注,在拍攝時也不會有人因此一直跟著你,包的自重不會增加負擔讓你太吃力。

約翰·卡普蘭:今年你 40 歲了,你的拍攝項目贏得過荷賽、普利策獎,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攝影比賽。那在 10 年之后,你想做些什么?

洛倫佐·圖尼奧利: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這些事。我希望將來能做得更好。當然,我也希望能在未來多拍攝一些更有趣的攝影項目,畢竟普利策獎不是職業生涯的結尾,而應該是人生的一個新起點。另外,我希望中東地區在未來能比現在更和平。

洛倫佐·圖尼奧利(Lorenzo Tugnoli)

(圖:洛倫佐·圖尼奧利(Lorenzo Tugnoli);采訪:約翰·卡普蘭(John Kaplan);編譯:納塔)

(本文原刊載于《攝影世界》2019 年 10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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